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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走近云南“小妹”志愿工作草根组织》偶然看到的一则老新闻

“小弟”希冀更多平常心 新闻背景
2001年4月,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,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。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,比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“ICD-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”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。此前,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。
据初步估计,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,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为2000万,小妹性恋为1000万(其中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,会转为异性恋。)初步调查,昆明城区内同性恋人群规模约为500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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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以志愿者的身份走在一起,力所能及为这个群体争取着更多的认同和支持。但她们不属于任何政府或NGO(非政府组织),这些来自民间自发结成防艾联盟的小组被称作“草根组织”,业内人士认为,“草根”也成为云南防艾战役当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,因为这样的网络把政府和NGO涉足不到的人群更多地覆盖了。
她们叫自己“小弟”,表面上看起来和我们周围的普通女性没有区别,但她们从内心世界呼唤着社会上更多的人以平常心相对。
感受篇
时间:3月30日 晚8:30-11:00
事件:感受“小弟”,并和她们一起上了一堂英语课
记录:小组核心志愿者们专门请到Peter和董老师给一些“小弟”辅导英语课,“小弟”交纳的学费将用作小组今后活动的开支
“说错无所谓,敢说就好了。”Peter和董老师一直在鼓励着几个学生说英语,这是他们和几个“小弟”学生的第一堂课,气氛很轻松,两位教师都是喝过“洋墨水”的人,不过他们并不急于讲授,而是想先摸清几位“小弟”的英语水平,了解她们学习英语的目的,并制定课堂规矩和考虑按程度分班等。
天天发言,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学到一般的交流,为“小妹”的发展开拓国际市场,在与外界交流信息时,不再求别人。潇恒学习英语的目的是,希望今后有关“小妹”的资料都能自己翻译。不光是“小弟”的,所有LGBT(分别是小妹性恋者Lasbien、男同性恋者Gay、双性恋者Bisexual、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)的资料她也能自己阅读。本来就在夜大补习英语的飘儿,还要给自己再开英语小灶,她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打好基础,能去外地和爱人相聚。
天天、潇恒和飘儿都是“小弟”,和她们在一起听课的,还有两位NGO的外展员,其中性格外向的玲是一位孩子的母亲,她是一个异性恋者。玲告诉记者,在没有接触“小弟”之前,她对“小妹”是从心里排斥的,但现在她和“小弟”们是很要好的朋友。”这堂课后,“小弟”和记者的距离也变得不再像初识时那么遥远了,采访才真正可以开始……
时间:3月29日 下午3点-7点
事件:初识“小弟”,第一个回合就击碎了我的偏见
记录:没想到的是小组的负责人潇恒在温饱边缘为“小弟”们奔忙 英语课的前一天下午,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天天、小杨和潇恒,她们都穿着宽松的T恤衫,剪着短发,很青春、活力的样子。
天天是重庆女孩,皮肤白皙、面容清秀,当记者表明身份时,她的第一反应是一丝迟疑和淡淡地拒绝:“你想知道些什么?”她的目光中有些不耐烦和排斥。因为对这个“圈子”的不了解,记者就所了解的同性恋的粗浅知识,首先问及的就是“小弟”是否也如“男同”那样有“1和0”(男角和女角)之分?天天说,其实这种理解很不对,这也是小弟们最想澄清的一点,圈外的人用“偏见”的眼光看她们,并把她们想当然地分“男角”和“女角”,这些都是让她们感到尴尬的。因为对于她们这个圈子的人而言,不被外界的偏见干扰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其实她们只想拥有自己的生活,除了性取向和一般人不同外,她们也是真实地存在着,并不希望自己的爱情和生活被强加并套上世俗的模式。
小杨坦然地告诉记者,她是一个大三学生,周围的同学都知道她是“小弟”,她毫不讳言自己交过几个“女朋友”。小杨说,其实大部分“小弟”身上都套了“马甲”,考虑到家庭和社会等原因,很多“小弟”会努力地压抑着自己,她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,被主流社会忽视甚至歧视着。“草根小组”的出现,就是希望能帮助这些群体正确面对生活,向她们提供关于健康和心理的咨询服务等。
天天和小杨现在都是云南“小妹”志愿工作小组的核心志愿者,她们在参加了一个合作项目所提供的一些培训课程后,觉得更应该尽自己所能,为云南的“小弟”们做些事情。天天告诉记者,她很忙,喜欢志愿者这个角色。
在天天的引见下,记者认识了潇恒,这个小组的负责人,曾经在一所重点大学攻读心理专业并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,不过在别人眼中,她是一个执着为了“小弟”工作放弃了一些机会的人,没有固定收入,在自己生活无着的情况下,还会东拼西凑一些资金举行一些小组活动。那么,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做这些“傻事”呢?
来自一名“小妹”核心志愿者的心声“多些宽容,少些歧视”
用潇恒自己的话来说,她18岁的高四补习生涯是从口水中蹚过来的,当她坦然地告诉朋友自己是“小弟”时,得到的却是:“每个经过我们宿舍的人都对我们吐口水,还有一个女生总是在门口高声宣扬:里面住着两个艾滋病人。”潇恒搞不懂,艾滋病怎么要扯上她呢?这也是她在攻读了4年心理学后,毅然决然投身到一个NGO做防艾志愿者的原因之一。之后,却也因为太倾注“小妹”的志愿服务而失去了这份工作。
为自己的人群坚持
从2003年正式开展“小妹”热线咨询到现在,这个名为云南“小妹”志愿工作小组的草根组织已经做了很多公益性的活动。这些非营利性的活动从开通的热线咨询做起,到几次稍大规模的聚会,再到目前的一些阳光培训等,给更多的“小弟”们带来的是心理压力的减轻,“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到一些活动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,我们需要的是一支专业的志愿者建立的服务中心,帮助“小弟”朋友,因为她们也会和很多人一样,会碰到很多涉及医疗、法律、心理等的问题,我们也希望能有自己的社区,希望终有一天婚姻合法化,并和异性恋一样很平常地看待彼此。”
“出柜”也意味着更多
一些“小弟”躲在“衣柜”里,当她们从隐秘的世界走出来时,意味着向他人表明其“小弟”的身份,这种“出柜”的勇气也意味着她得更加理性地面对人们的目光。
“小妹”的核心志愿者都有一个共识:只有走出来,去交流和沟通,才能很正常地和更多的人交流和工作,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生活,得到正确的对待。
潇恒说,她们和异性恋的恋爱观也相同,有的渴望终身厮守,有的可能会频繁换对象。有的人一开始以为她们组建这个小组是为了方便交友,其实也是对她们很大的误解。“我们倡导的还是积极健康的‘小弟’生活,遵循健康、平等、合作的原则。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,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带给‘小弟’朋友一些帮助和转变,使她们思想和心理上能受益,并通过和我们的工作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桥梁,让社会正面地了解我们,这才是我们的目的。”潇恒说,所以核心志愿者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“TP说”又是一个框
“很多人一定要给“小弟”分TP(T-Tomboy指装扮、行为、气质男性化的女孩子,P-婆即T的老婆,来自台湾“小妹”亚文化),我们不希望这些定义和标签用在自己身上”潇恒谈到,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,这个俗套也在变化,更多的“小弟”是“不分”,至少从她们外表上是看不出和异性恋女性有什么不同的。“男人婆不等于‘小妹’,娘娘腔也不等于‘男同’。这些都是很刻板的观点,穿着打扮是个人的爱好。”
潇恒告诉记者,从她所了解的情况来看,州市的一些“小弟”更希望得到帮助,她们生活得很压抑,以为全世界只有自己才是这样的人(同性恋取向)。所以一些报道非常突出地把情杀、自杀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,“这和异性恋是一样的,如果社会认同,她也会更理性地对待自己和周围,也不会有心理上的极端。”潇恒说,热线刚开通的时候,很多外地的“小妹”,特别是一些结了婚有孩子的“欧蕾”(泛指30岁以上的“小妹”)经常向她倾诉情感的压抑,这些人也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牺牲品。所以草根小组成立的心愿还是希望帮助到这些弱势人群,希望主流社会少一些框框去套她们,多一些认同感。
社会有多少包容度
虽然小妹性恋者并没有被列入性病、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,但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对她们回避和忽视呢?对此,经常从事防艾志愿者工作的Peter及董老师(一所学校的老师,在国外主修性别与文化研究)也谈了一些看法。
弱势人群需要关注
Peter告诉记者,他在香港的时候,就喜欢和“小弟”合作。“她们倡导性少数,同样遇到很多歧视的目光,但她们坚持不懈地认真工作,而且不计较名利,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工作氛围。”
“要是她们遇到歧视时该怎么做呢?这也是她们最希望得到的帮助。”来昆明不久后,Peter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“小弟”不容易。很多国际机构对“男同”的支持更多,不倡导,但确实对防治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起到了有效干预作用。但民间机构对“小弟”的关注就明显太少了,从他多年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体会,关注“小妹”不只是防艾,更应是关心弱势,降低歧视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,帮助她们争取一些基金支持。建一个“小弟”的中心,给她们提供一些帮助。
社会有多大的包容度
“我的朋友在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”董老师说,她把“小弟”当做朋友,结合她自己的学科和专业背景,和她们愉快地相知相处。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包容性。
当记者问及和“小弟”相处是否是她研究的一部分时,董老师立刻否定了:“跟我的学术没有直接联系,我们对事物的共同认识,对社会开展的一些工作也是共同的,当然她们带给我一些启发。”董老师谈到,每个群体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赢得一些权利。流动人口也好,弱势群体也好,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。
董老师谈到,在“小弟”面临的困惑和压力等等问题上,全世界都有相似之处,同时,她也感受到和“小弟”在一起的工作热情,看到她们对自己身份的坚持。
那么是否“小弟”这个群体还是被忽略的人群呢?董老师认为,性别与文化经常是一些人辩论的话题,但她自己所想的是,社会是多元和包容的,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不同的人和事?
她们的声音要听听
在董老师攻读的性别与文化研究专业中,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应该得到尊重,“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她们的空间,有社会容忍度,我们不会试图去改变彼此的志趣和取向,但我们有着很好的互动。”在董老师和她们相处的过程中,“小弟”也许也看到她身上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“一开始认识‘小弟’也有点不适应和陌生。但她们也和我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女人,就像一些人爱吃水果、一些人爱吃肉那样。”董老师说,正因为我们在传统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,所以感觉到男女结婚天经地义。但回头看看历史,同性恋这个现象实际早早就存在着,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。在如今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,她们浮出水面,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,所以去帮助她们,倾听她们的需要,这也是社会的一种责任。
公选课带来的反响
复旦大学把《同性恋研究》作为公选课程。对此董老师说,她自己本来的专业研究也是针对性别认同、性别身份等的。现在国内很多人士都在为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应该得到尊重而奔走,比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、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今年就再次把《同性婚姻提案》上交全国两会。还有很多人士也在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“比起这些工作开展,我们周围确实还有太多人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够,这就可能带来一些偏见和歧视,事实上,她们是我们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人,不用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她们,不管她们是T还是P,她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,而不希望被进一步套牢。重要的就是人和人相见相知就是缘分,她们互相吸引。”董老师认为,借鉴上海等一些城市的做法,我们的一些公选课、论坛等也很有开展这方面的讨论,不要去回避它。因为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大的辐射作用,不仅体现在教育同学正确地看待同性恋,也会让他们周围的人群认知到这个事物。正如一些报道中提到的那样“今天的科学对待,只为了明天的准备”。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张雅棋 杨茜(春城晚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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